古人制方之義，微妙精詳，不可思議。蓋其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于所治之病，不爽毫發。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沉痼艱險之疾，投之輒有神效，此漢以前之方也。但生民之疾病，不可勝窮，若必每病制一方，是曷有盡期乎？故古人即有加減之法，其病大端相同，而所現之癥或不同，則不必更立一方，即于是方之內，因其現癥之異，而為之加減。如《傷寒論》中，治太陽病用桂枝湯，若見項背強者，則用桂枝加葛根湯；喘者，則用桂枝加濃樸杏子湯；下后脈促胞滿者，桂枝去白芍湯；更惡寒者，去白芍加附子湯，此猶以藥為加減者也。若桂枝麻黃各半湯，則以兩方為加減矣。若發奔豚者用桂枝，為加桂枝湯，則又以藥之輕重為加減矣。然一二味加減，雖不易本方之名，而必明著其加減之藥。若桂枝湯倍用芍藥而加飴糖，則又不名桂枝加飴糖湯，而為建中湯。其藥雖同，而義已別，則立名亦異。古法之嚴如此。后之醫者，不識此義，而又欲托名用古，取古方中一二味，則即以某方目之。如用柴胡，則即曰小柴胡湯，不知小柴胡之力，全在人參也。用豬苓、澤瀉，即曰五苓散，不知五苓之妙，專在桂枝也。去其要藥，雜以他藥，而仍以其方目之。用而不效，不知自咎，或則歸咎于病，或則曰咎于藥，以為古方不可治今病，嗟呼！即使果識其病而用古方，支離零亂，豈有效乎？遂相戒以為古方難用，不知全失古方精義，故與病毫無益，而反有害也。然則，當何如？曰∶能識病情與古方合者，則全用之；有別癥，則據古法加減之；如不盡合，則根據古方之法，將古方所用之藥，而去取損益之。必使無一藥之不對癥，自然不倍于古人之法，而所投必有神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