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華詠人到中年，學術研究也步入豐收季節。1994年，他作為第一作者編著出版了《土家族醫藥學》一書，2005年主編出版了《土家族醫學史》，如今又見到他的《土家族醫藥研究新論》一書問世。土家族醫學的整體面貌已清晰地凸現在廣大讀者面前。

《土家族醫藥研究新論》收集了作者近20年來先后發表的30余篇論文，每篇論文都有一個主題，串聯起來便是對土家族醫學的系統論述，從中可以明顯看到這一位“從土家山寨走出來的土家漢子”從火熱的軍營轉業民族醫藥研究崗位以后的艱苦歷程。土家族醫學研究的對象是一門古老而豐富的傳統醫學，研究的文書資料卻幾乎是一張白紙，一切都深藏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一切都存活在當地草醫藥匠的生命之中。現在田華詠等人走遍湘、鄂、渝、黔等土家族苗族地區，經過大量的田野調查，問道于“梯瑪”(土家族巫師)、藥匠、村民，查閱資料、親身體嘗，用漢文作了記錄和表述。他們不是發現了、發明了、創造了土家族傳統醫學，而是發掘了、整理了、復制了土家族傳統醫學，當然其中也反映了擷取者的眼光、整理者的才能和總結者的智慧。田華詠等人對土家族醫學在發掘整理方面所做的工作，是我國口頭醫藥文化保存弘揚的范例之一。過去我國對口頭文化的整理偏重在民間文學方面，例如對藏族史詩《格薩爾》、蒙古族史詩《江格爾》、柯爾克孜族史詩《瑪納斯》的發掘和整理，就做了大量工作。而民族傳統醫學因專業性強，分布更廣泛，材料更零星，有物質形態文化，也有非物質文化，既有醫藥學的專業知識，又與民族學、社會學等人文科學相聯系，因而其發掘、記述、整理、總結的難度更大。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民族醫學的發掘傳承工作大規模地展開了。

傳統醫藥文化的口頭傳承方式，一是集體傳承。其知識經驗由群體創造，人人識藥，家家懂醫，形成一種穩定的集體保存傳統和集體傳承力量。二是專業傳承。醫藥知識積聚到一定程度，出現了社會分工，有了專業的或半農半醫的醫務工作者，于是父子相傳，師徒相授，許多知識經過條理化，有的編成故事、歌訣、歌謠、諺語，供人記憶背誦。三是借物傳承。如巖畫、圖案、服飾、習俗等等，都寄寓了某種醫藥知識。這種口頭的民族傳統醫藥文化在今天用漢文記述、梳理和表達，其真實性、科學性是毋庸置疑的，其文化價值、醫學價值更值得大書特書。我特別欣賞那種實地調查、點點滴滴地收集資料的踏實作風，特別欣賞從原生態的素材中抽剝出頭緒、整理成系統的思維方式。在這方面，田華詠付出的心血非常值得稱道，其成就也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

土家族集中居住在武陵山區，令人馬上浮想起陶淵明描述的“晉太原中，武陵人”的故事。來到這里，所見所聞，確實有多處“桃花源”的勝跡。有一次我記下了這樣的感慨：“自從秦皇焚書后，世間幾多桃花源？莫嫌漁人標志少，只在近處不在遠。”每讀田華詠等人關于土家族醫學的史實，桃源淳厚之風拂面而來，古津清純之水汩汩自流。湖南沅陵縣(今屬懷化市)有大酉、小酉兩山，人稱“二酉”。“二酉”一詞，一直是后人形容藏書之多的代名詞。我真希望有更多的文物如秦簡、漢簡出土，以資土家族、苗族醫學的研究，使民族醫學的繼承發展，得到更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