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的中國醫學名家吳又可在創作《瘟疫論》時肯定沒有想到：３６１年后，他為防治傳染病所開的一劑藥方又被后人用來應對一種全新的病毒。

２００３年４月下旬，新加坡中醫學院附屬醫院的陳鴻能博士給中國中醫研究院的李經緯教

授打來電話，推薦用“達原飲”預防非典，“效果很好。”“達原飲”正是吳又可的那劑藥方。其時，非典型肺炎正在北京等中國２０多個省市以及全球２０多個國家和地區肆虐。

研究中醫史已４５年的李經緯告訴記者，當初吳又可是在瘟疫初起、病因不明的情況下，用藥清熱利濕，調節人體功能平衡以防病治病。“這與非典的情形類似。”

非典疫情爆發之初，中國的中醫藥專家就通過媒體向公眾提供了多個預防藥方，藥店的煎藥機２４小時運轉，中藥企業成為非典時期不衰反榮的行業之一。

人類與疾病的角力始終是一場此消彼長的拉鋸戰，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積累的醫術，使后世更多生命得以挽救。在中國這個如今已有１３億人口的國度，傳延數千年的中醫藥不啻為一個范例：從傳說中神農氏遍嘗百草到上世紀初，五千年除病濟世的重任始終由中醫擔當。

據中國中醫研究院最新編輯出版的《中國疫病史鑒》，從西漢（公元前２０６年－公元２５年）到公元１８４０年，中國至少發生過３２１次疫病。中醫藥與各種瘟疫展開了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對決。

“古人非常重視傳染病。”《中國疫病史鑒》主筆、中醫研究院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負責人梁峻對記者說。據介紹，兩千多年前的醫著《黃帝內經》中就有預防傳染病的記載；從漢代起，醫書里都把傳染病作為重點項目加以關注；晉朝葛洪的《肘后方》記載了“虜瘡”（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其后的醫書對瘧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亂、痢疾、肺結核等急性傳染病及其辨證治療辦法都有明確記載。

中醫對傳染病病因的認識是一條漫長之路。最初，古人把烈性傳染病的傳播誤認為是其載體“風”所造成，稱之為“山嵐瘴氣”；東漢末，被中國人尊為“醫圣”的張仲景提出了《傷寒論》，對外感熱性病的發生、癥候群、疾病演變過程總結了若干規律，確立了中藥辨證論治的原則，使《傷寒論》成為中國首部治療傳染病的專著；明末，吳又可提出了突破性的“戾氣”說，認為戾氣是人的肉眼看不見但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質，而且有多種類型，從口鼻侵入人體，引起不同的瘟疫。

對此，中醫古籍出版社專家鄭蓉的解釋是：在細菌學、病毒學沒有誕生的年代里，“戾氣”說對指導和治療熱性傳染病的臨床實踐具有重要意義。后人對吳又可的瘟疫學說不斷完善創新，形成溫病學體系，為中醫治療傳染性疾病開辟了新的道路。

至近現代，傳統中醫學充分發揮優勢，預防瘟疫的處方與藥物紛至沓來：用蒼術、雄黃等煙熏室內以消毒防病，用貫眾、板藍根或大青葉預防流感等。中國醫史文獻研究所閆曉宇說，古代驗方記載了馬齒莧治療腸道傳染病、板藍根防治暑濕夾毒（乙腦病），現代研究表明二者對病毒確有良好的防治作用。此外，古人用青蒿、常山治瘧，而現代研究表明常山堿及青蒿素都是低毒高效的抗瘧劑。

在與傳染病的角力中，中國古代醫學界所做的貢獻造福全人類，其中尤以天花防治最為突出。

據中醫研究院基礎理論研究所的孟慶云介紹，天花于公元１世紀傳入中國，由于中國很早就萌發了“以毒攻毒”的免疫學思想，到宋代就有了人痘接種法預防天花，即將患過天花病人的皰漿挑取出來，陰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種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到明清，已有以種痘為業的專職痘醫和幾十種痘科專著。清代政府還設立種痘局，可稱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機構。

人痘術后來流傳到俄羅斯、朝鮮、日本等國，又經俄羅斯傳到土耳其及歐洲、非洲國家。人痘術在英國的流傳啟發醫學家琴納于１７９６年發明牛痘接種術，又傳回中國和世界各地。１９６０年天花在中國停止傳播。１９８０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在全世界徹底消滅了這個曾是最令人恐怖的傳染病。孟慶云說，人類免疫史上的這一成功“包含了中國人所貢獻的智慧”。

除了以藥物治療，古人還總結出隔離檢疫、消毒、保持良好的環境和個人衛生、“未病先防”等經驗應對疫病侵襲。西漢史料載：“民疾疫者，空舍邸第，為置醫藥。”梁峻說，這意味著政府為控制流行病而建立了公立的臨時醫院，說明中國早在公元２年就對流行病采取了隔離措施。

梁峻告訴記者，在這次非典防治中能看到很多歷史的影子：隔離治療，阻斷傳染；頒布藥方，群防群治；政府重視，全國動員。“這說明古人總結的經驗經得起歷史的考驗。”

“抗擊非典促使我們重新認識中醫藥的優勢。”李經緯說。事實上，中醫藥的理論解析、藥物研究和辨證施治觀念在防治非典中的獨特效用，已深獲各方肯定。不少專家也有這樣的共識：非典之戰將成為中醫藥謀求創新發展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