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治療觀極富思辯和人文醫學色彩，含有豐富的哲學和辯證法思想，對臨床治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歸納中醫治療現有“十論”，即疾病可治論、治未病論、治病求本論、醫患相得論、因勢利導論、三因制宜論、病治異同論、知常達變論、整體相關論、以平為期論。

關鍵詞：中醫治療觀；治則

治則是中醫治療疾病的法則。治則學是關于疾病治療原則、方法以及臨床具體應用的理論概括。《素問.疏無過論》：“圣人之術，為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治則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涵括的內容十分廣泛，其中對疾病治療一般原則的理論思考，極富思辯和人文醫學色彩，含有豐富的哲學和辯證法思想，對臨床治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不妨稱之為治療觀。可以說它既是世界觀，也是方法論。筆者不揣淺陋，本著“發皇古義，融匯新知”的精神，在復習古代文獻的基礎上，結合現代臨床，姑作十論，以期對中醫治療觀作進一步的整理、歸納，并發揚、光大之。

1疾病可治論

疾病可治論是基于疾病是可以被認識的，也是能夠被治愈的。《靈樞.九針十二原》：“今夫五臟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從治療決策的宏觀戰略來說，臨床上沒有不可治的疾病，疾病的不可治，是醫者尚未掌握其治療技術。《靈樞.五亂》：“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歧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這就是說，疾病(五亂)的發生有其道(規律)，去除疾病也有其道(規律)。當然，疾病的變化是無窮盡的，人類對疾病的認識也是沒有止境的，世上不可能有十全的醫生，說疾病可治，正是鼓勵醫者“博極醫源，精勤不倦”，最大限度地提高疾病的可治系數。《柳選四家醫案*繼治堂醫案》引曹仁伯語：“醫者存心，須視天下無不可治之病。其不治者，皆我之心未盡耳，……每遇病機叢雜，治此礙彼，他人莫能措手者，必細意研求，或與一方中變化而損益之，或合數方為一方而融貫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苦心所到，必有一恰合之方，投之而輒效者。以是知醫者之于病，稍涉危疑，即目為不治而去之者，其不盡心之過為不少也。”誠哉斯言!臨床上不是常有被宣為不治的疾病，經過醫者和患者的共同努力和配合而變得可治了嗎?

2治未病論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夫病已成而后藥之，亂已成而后治之，譬猶渴而穿井，斗而鑄兵，不亦晚乎?”治未病是中醫防治疾病的一個重要思想，《內經》稱“上工治未病”，“上工救其萌芽”，就含有防重于治，防先于治的自覺認識。所謂治未病，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未病防病。孫思邈《千金要方》：“凡入吳蜀地宦游，體上常須三兩處灸之，勿令瘡暫瘥，則瘴癘溫毒之氣不能著人也。”這是古人在進入疫區前用化膿灸來預防疫疾的寶貴經驗。在世界醫學史上，中醫最早開始用人痘接種來預防天花。中醫傳統的養生保健方法，強調身心并重，動靜結合，如氣功、太極拳、五禽戲、保健按摩、保健灸、食療等都是極富民族特色且有其相當的實用價值，如今已得到不斷地推廣和開發應用。二是既病防變。既已生病，就應及時治療，并防止其橫向的蔓延和縱深的傳變。《金匱要略》：“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溫熱論》：“大凡看法，衛之后方言氣，營之后方言血”，就含有步步為營，層層設防的意思。現代臨床上采用“截斷扭轉”法治療溫熱病，就是治未病思想的具體運用。當然，要做到有效地防止疾病的傳變和惡化，必須掌握疾病發生、發展和傳變的規律，如此才能未雨綢繆，防微杜漸，使預防和治療具有前瞻性。

3治病求本論

疾病之有本，如草木之有根，水脈之有源，欲鋤草木者，必當鏟其根，欲澄水之流者，自應清其源，所以欲治病者，當求其本。

本是相對于標而言的，本是根本，是根源，標是枝節，是支流。標本是古代辯證法的一對范疇，中醫學援引這一概念，來說明疾病的病與癥，患者與醫生，正與邪，原因與結果，原發與繼發，本質與現象等多組關系。《素問.標本病傳論》：“病有標本，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謂妄行。”臨床治療當然要以病為本，以患者為本，時刻注意顧護正氣，針對病因、原發病治療，也即針對疾病的本質治療。治病求本，就是要求得疾病的癥結所在，從哲學上來說，即是要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方面，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張景岳在《類經.論治類》中引用名醫王應震的治病求本訣，“見痰休治痰，見血休治血，無汗不發汗，有熱莫攻熱，喘生休耗氣，遺精不澀泄，明得個中趣，方是醫中杰”，正是治病求本這一精神的生動體現。

然而，臨床上疾病的表現是千變萬化的，疾病的標本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的條件下，標本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如高熱，大出血，劇烈嘔吐、腹瀉，作為疾病表現的癥狀，可以認作是“標”，但此時的“標”已嚴重威脅生命安全，已轉化成疾病的“本”，所以“急則治其標”，予以及時地清熱、止血、止吐、止瀉等對癥處理，無疑是必要的；“緩則治其本”，病情緩和，可從容從本論治，標本俱急或標本俱緩，可標本兼治。所以治病求本，既有原則性，也有靈活性，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4醫患相得論

《素問.湯液醪醴論》：“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這里的“病”可以理解為疾病，也可以理解為患病的人，“工”可以理解為治療手段、方法，也可以理解為治病的醫生。疾病和病人是第一性的，醫生的診治和醫生是第二性的；“病”是客觀存在，“工”是主觀認識。“病”“工”相得，有“硬件”上的相得，即醫生的治療手段、方法和病人的病情相吻合；也有“軟件”上的相得，即醫患之間的良好人際關系的建立。

良好的醫患關系是有效診療的基本前提，醫生不僅要注意到疾病的本身，還要注意到患病的人(一個具有心理活動和社會生活的人)。中醫歷來強調德藝雙馨，既重醫療技術，也講服務藝術。中醫傳統診法的“三個指頭，一個枕頭”常被責為落后而受到譏嘲，殊不知這種診斷方法本身在醫患之間的人際溝通上架起一座橋梁，在醫學發展高度技術化的今天，病人在同冰冷的醫療器械接觸的同時，更需要同醫生的接觸、交流。他們需要傾訴，關心，理解，被重視。《靈樞.師傳》：“人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那種“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相對斯須，便處湯藥”的草率作風，是會給治療帶來負面作用的。臨床醫生要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語，服飾，行為對治療過程的干擾。只有以病人為本，醫患相得，讓患者參與到治療過程中來，才能充分調動患者自身抗病的積極性，改變被動治療的局面，切實提高臨床療效。

5因勢利導論

所謂因勢利導，即是順應疾病邪正斗爭的勢態，及時地導邪外出，保存正氣的一種治療原則。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病之其始也，可剌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靈樞.逆順》：“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這種根據邪正斗爭的勢態，而采取“避實就虛”的治療方法，即在疾病的起始階段，邪未盛，正未衰，積極地去救其萌芽，在其發展的高峰時期，邪正斗爭劇烈，不必急于硬拼，待其衰減，乘虛打擊，祛邪務盡，有一定的臨床意義。臨床研究表明，瘧疾在其發作前行針刺治療較之在發作到高峰期更為有效。再如蛔蟲癥在劇烈騷動時驅蛔較之在緩解期容易出現不良后果，支氣管哮喘在其緩解期補益較之在發作期療效優越。

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中醫積累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因勢利導、就近祛邪的治療方法。如在表之邪可汗，在高之邪可吐，在里之熱可清，在腑之實可下。又如腰以上腫，常采用發汗的治療方法，腰以下腫，則采用利小便的方法。“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金匱要略》)，欲吐表明邪有從上而解的趨勢，故不可逆其病勢而攻下，使邪氣內陷。這都是因勢利導治療思想的具體運用。

6三因制宜論

疾病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受到人的體質稟賦、性情習慣、地域環境、時令氣候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影響。所謂“三因制宜”，即是要充分考慮到人、時、地三方面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從而做到因人、因時、因地制宜，這體現了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的哲學精神。

中醫講“天人相應”，強調治病“必先歲氣，毋伐天和”。如同樣是感冒，因冬是寒邪司令，則用麻黃湯溫寒發汗解表，夏是暑濕司令，則用香薷飲清暑化濕解表。著名中醫學家蒲輔周在1956年夏秋我國華北地區乙腦流行，北京地區套用石家莊“白虎湯”經驗而效果較差時，根據北京地區天氣溫熱，雨水較多，患者多偏濕邪，石家莊地區氣候炎熱，干燥無雨，患者以暑熱為主，而建議在“白虎湯”基礎上，加一味健脾燥濕之蒼術，果然收效顯著。這是“因時制宜”治療思想具體運用的最具典范的例子。

“有斯人有斯疾也”，人的體質有厚薄，稟賦有強弱，年齡有長幼，性別有男女，地位有尊卑，所以疾病的相同是相對的，不同是絕對的，故治療用藥當區別對待。《素問.徵四失論》：“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厚薄，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失也。”這值得發人深思。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就地域環境而言，東西南北，高下懸殊，寒溫迥異。東南濕熱，故治宜清化；西北寒燥，故治宜辛潤；南人柔弱，藥量宜小，北人粗獷，藥量宜大。中醫歷史上形成的眾多醫學流派，安徽的“新安醫學”，自然也免不了它的局限性，這是需要我們引以注意。

7病治異同論

病治異同，指的是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這是相對同病同治，異病異治而言的。中醫診治疾病的模式是辨證論治，即主要針對證候施治。因此，臨床上常常會遇到這樣兩種情況，即從辨病的角度來看，是屬于不同的病，但從辨證的角度來看，則屬于同一性質的證候，是為異病同證；從辨證的角度來看，是屬于不同性質的證候，但從辨病的角度來看，則屬于相同的疾病，這是同病異證。按照辨證論治的精神，則要求異病同證同治，同病異證異治。如同為痢疾，若辨證為積滯，則治以通利，若辨證為滑脫，則治以固澀；又如胃下垂，子宮下垂，直腸下垂，分屬于不同的病，但其病機若皆為中氣下陷，治療上都應補中益氣，升陽舉陷。因此，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還體現了審癥求因，治病求本的治療思想。因此，臨床治療不能為病名所惑，特別不能囿于西醫的病名，那種見感染就清熱解毒，遇貧血就補血，逢高血壓就平肝潛陽，實際上是西醫的診斷檢查對中醫的臨床思維造成了負面影響，而丟掉了辨證論治的精神，應當加以警惕。

當然，中醫也不排斥辨病施治，即同病同治，異病異治。如治痢用黃連，截瘧用青蒿、常山，退黃用茵陳。清代徐靈胎在其所著《蘭臺軌范.序》中說：“欲治病者，必先識病之名，……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明代吳又可曾設想：萬物各有所制，如貓即專制老鼠，……瘟疫為無形雜氣為病，莫知為何物所能制，故只能勉力以汗、吐、下三法治之，茍能知以物制氣，一病必有一藥之到而病已，則不煩君臣佐使品味加減之勞。吳氏強調針對病原尋找特效藥治療的設想是很可貴的。但是限于歷史條件，中醫辨病比較粗略，大多數情況下只能做到的是辨證。現代臨床重視辨證和辨病結合，因為“病”是臨床上一個獨立的單元，有其特定的病因、病理及其發生、發展和轉歸、預后，而證候是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多方面病理特性的概括，它包括對人的體質、時空因素、病因、病機、病性、病位等多方面的認識。病是縱向的線，證是橫斷的面，辨病可以開闊醫者的視野，豐富中醫四診的資料，使辨證更具有針對性、預見性，而不是胸無定見的隨證施治，從而彌補辨證的不足。

8知常達變論

知常達變，是指臨床治療時要處理好一般性與特殊性，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關系，是治療藝術的較高境界。常與變也是相對而言。本是常，標是變；病是常，癥是變；正治是常，反治是變；古方是常，今病是變；辨證論治是常，對癥施治是變；書本知識是常，臨證智慧是變。

如治病求本，去除病因是治療的常規，但當疾病的癥狀，即“標”使患者難以忍受或者威脅到生命安全時，治療中心就應轉移到治“標”上來。又如“逆治”，即寒證用熱藥，熱證用寒藥，逆病性而治，也謂之“正”治，是治療的正著，是常法，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即疾病的外在表現與其本質相統一時。但當疾病的現象不能反映其本質，也即出現假象時，如熱厥證，熱證而出現寒象，即所謂熱甚厥也甚；戴陽證，寒證出現熱象，陰寒內甚而格陽于外，此時的治療就應加以變通，從其假象而治，也謂之“從治”。即順從寒象用寒藥，熱 象用熱藥，即所謂的“寒因寒用”、“熱因熱用”，這就是變法。當然，從治病求本的精神來說，從治也是逆治。再如外感時病，變化迅速，就不能拘執一方到底，要不失時機地因勢利導，或扶助正氣，或截斷扭轉，法隨證變，藥隨癥改；但對內傷雜病，一般病情穩定，只要認證準確，組方合理，雖經一段時間的治療沒有起色，也不必急于更方，以期量變引起質變。這就是通常說的“治急性病要有膽有識，治慢性病要有方有守”。再有在對待前輩醫家經驗這個問題上，也有個知常達變的問題，一個醫家流派的形成，總是受其時代背景、哲學思潮、師承、地域，服務對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雖各有所成，也難免各有所偏，如朱丹溪好滋陰，劉河間喜清火，張景岳擅溫補，張子和倡攻下，如醫者不明所以，一味模仿，而標榜自己是師從某派，就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有失知常達變之旨。

古人說：“醫者，藝也”，“醫者，意也”。醫學是一門藝術，為醫者要致意再三，用心思考，善于體悟，觸類旁通。又說：“大匠予人規矩不能予人巧”，“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為醫的匠心，智慧，藝術，境界，全在乎能知常達變。知常不是膠柱鼓瑟，削足適履，達變不是標新立異，別出心裁，而是悉以中醫基本理論為指歸。唐.孫思邈《千金要方.序》說：“膽欲大而心欲小，行欲方而智欲圓。”所謂膽大，即是在戰略上要藐視敵人，所謂心小，即是在戰術上要重視敵人，膽大是藝高膽大，不是無知膽大，心小不是謹小慎微，而是如履薄冰，深思熟慮；臨床如臨陣，用藥如用兵，兵無常勢，醫無定法，要在知常達變，變法是來自常法，靈感來自實踐。“熟讀王叔和，不如臨證多”，這是強調實踐出真知；另一方面多讀書，“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汲取間接經驗，可以增長見聞，開闊思路，“若非爛熟于胸中，安能應變于俄傾”。所以一個好醫生，不僅要勤于臨證，還要善于讀書，兩者相互砥礪，常可激發出思維的火花，從而由知到悟，左右逢源，得心應手，臻于知常達變。

9整體相關論

整體相關，指的是臨床治療要有整體的觀點，聯系的觀點，正確處理好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不能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醫講天、地、人三才，人是自然的人，天人相應，人與自然是相統一的；人是社會的人，人應與社會相適應，相統一。天候地氣，即所謂生態環境；世俗人情，即所謂社會環境；七情六欲，即所謂心態環境，都作用和影響人的健康和疾病。《靈樞.逆順肥瘦》：“圣人之為道，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前面所說的“三因制宜”，也是整體治療觀的一個方面。

人的四肢百骸，五臟六腑，借助于經絡系統，連接成一個以五臟為中心的密不可分的整體，這就為整體治療提供了生理依據。臨床上諸如“上病治下”，“下病治上”，“左病治右”，“右病治左”，“內病外治”，“表病治里”等豐富多彩的治法，是最具中醫特色的整體治療觀的體現。

整體相關，要求我們處理好防與治，人與病，身和心，正與邪等多個方面的關系。防與治是一個整體，預防即是最好的治療，治療要時時不忘預防，防止病邪深入和病情惡化，更要防止醫原性和藥原性疾病的產生。

臨床上要見病，也要見人，要病與人兼顧。見病只是局限于病人的主訴和體征，見人就是要見到患病的人的全體，也就是見證，辨析證候，依證而治。如見咳嗽而不用一味止咳藥，見出血不用一味止血藥，看似藥不對癥，不著邊際，其實收效良好。宋.方勺的《泊宅編》載一人牙痛，屢試諸醫，皆不效，后求治一醫僧而獲痊，重金以叩其情，僧告之以涼血活血之四物湯。四物湯本為婦人病而設，竟移之以治牙痛，固然是別具巧思，這也是治人(體)，而不是治病。

身和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中醫把精神、情志活動看作是臟腑功能的表現，認為情志既致病，又治病，對身心疾病，常把心(內傷七情)作為病因看待；將神志病看作是臟腑功能失調的表現。中醫的心身并治的治法如疏肝解郁，養心安神，化痰開竅，清心降火及以情勝情等，對心身疾病的治療較之西醫的鎮靜治療少有副作用，且療效突出，更受病家歡迎。

正和邪的關系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另一方面則“留而不去，其病則實”。邪與正，實與虛，互為因果，因正虛可致邪實，因邪實也可致正虛，疾病的表現就是正邪斗爭的結果，疾病的向愈則表現為正勝邪退。因此扶正祛邪是中醫最基本的治則之一，扶正與祛邪相反相成，祛邪以安正，扶正以祛邪，扶正不忘祛邪，祛邪不使傷正，前輩醫家或有強調攻邪，或有力倡扶正，應貫穿于整個治療過程當中。

10以平為期論

《素問.至真要大論》：“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這可以說是中醫治療要追求的最終目標。所謂疾病就是人體在邪正斗爭作用下陰陽出現失衡狀態，醫生的治療就是調整陰陽的偏盛偏衰，通過扶強抑弱，補虛瀉實，溫寒 清熱來調理氣血、疏通經絡、和調臟腑，以期達到新的平衡，因此在具體的治療實踐中，要求“無虛虛，無實實”，做到不誅伐無過，中病即止。以平為期這一基本觀念在宏觀上指導著醫者的治療活動。

總之，中醫的治療觀高度概括了疾病治療的一些基本規律，反映了中醫在疾病治療的認識上所達到的理論高度及決策上的高度技巧。無論醫學發展到哪一步，中醫的治療觀中富有的哲學思辯和辯證觀，永遠不會失去光彩，給一代又一代的醫學工作者以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