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隋代甌駱地區經濟的發展首先是農業的發展,鐵器和牛耕的使用、水利灌溉、耕作方法的改進、耕種面積的擴大、田間施肥及優良的稻谷品種的培育與引進等,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壯族地區的水稻種植技術處于領先地位。晉人郭義恭《廣志》一書記載西晉時期水稻的品種已有13個。從考古發現來看,嶺南越人在漢代已掌握了移栽技術，提高了產量。秦漢以來，甌駱地區的農業生產已經形成以水稻種植為主,兼種粟、豆、薏、芋以及各種蔬菜瓜果等旱地作物的格局。農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農業的發展必然會促進各行各業的發展,農作物產量品種的增加,自然使藥源有所增加,如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中收載的薏苡仁等諸多藥物,壯族地區均有出產，當時壯醫對許多植物藥的應用,由此可見一斑。另外,從出土文物考證,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在這一時期壯藥已得到了較廣泛的應用。如貴港羅灣二號漢墓出士的藥用鐵冬青葉(盛于陶盒內)及一號墓出土的廣東含笑、花椒,平樂銀山嶺漢墓出士的薏米(盛于陶室中)等。

由此我們知道壯族先民對藥物的認識起源于生活、生產實踐中,隨著農業及狩獵的發展,先民們逐漸認識了植物藥及動物藥,隨著采礦業的興起,逐漸認識了礦物藥,并逐漸總結積累,漸而發展成為壯醫的藥物治療方法。

1976年,在廣西貴港市羅泊灣一號漢墓中出土了大批植物種子和果實,經廣西農學院(今廣西大學)及廣西植物研究所鑒定,計有:稻、粟、大麻、黃瓜、香瓜、番木瓜、葫蘆、橘子、李、梅、青楊梅、橄欖核、羅浮栲、廣東含笑、金銀花、花椒、姜、芋、纖維狀物品。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藥用植物,說明當時在壯族地區已普遍使用植物藥治病防病,藥物療法已有一定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