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慶云　中國中醫科學院

自《墨子·貴義》：“譬若藥然草之本”論出，《神農本草經》蒞世，此后藥物之學概稱“本草”。其學“師道有風，源遠流長”。中國藥學史上，名家燦現，著述迭出，排列著一座座豐碑。在當代，著名本草學家尚志鈞教授以其六十余年披堅執銳的探尋，蹈厲正氣搏書海，在介紹中藥學理論的同時，使那些醫藥寶庫中的重寶，走出封塵，重現于世。這位不懈奮斗的老驥，在探驪取珠之際，也潤融了瑰寶的靈性，以其治學過程，展現了他人生的輝煌。

孔子說：“士志于道。”尚公就是以他的人生理想和對待祖國文化遺產的責任盡粹于本草而依托生命的。在他已經出版32部醫藥專著和發表268篇論文之后，現在又把《本草人生——尚志鈞本草文獻研究》一書奉獻于世，這部著作包括：已出版著作的提要和勾稽解說本人所提出的理論，已發表的部分論文，對古今藥學研究方法的整理和他治學的體會。這是祖國的文化遺產，也是作者的成就，凝聚著他的心血。這部著作以其增益了我國的科學財富而令人欣慰。

尚公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就把本草文獻學研究定為他的主攻方向。此前的西藥專業知識、實驗技術乃至企業和醫政管理經驗，都成為他新目標的鋪墊。中藥、方劑和承載它們的歷代本草著作，是他的日新之學也是他的研究對象，注釋考證與點校輯佚是他的工作也是方法，他從來就把學習和研究融為一事。這是一項“望龍光知古劍，覘寶氣辨明珠”的工作，既是對吳普、陶弘景、蘇敬以降歷代藥學家們的繼承，又以芟復補遺、善校精訓和他們互為表里。這項工作不僅要以高層次的醫藥知識作為基礎，還需要精深的文獻學養。對于后者，施蟄存先生在《浮生雜詠七十五》中曾感嘆道：“圈點古書非易事，從來章句有專功。謬本流傳吾滋愧，魯魚亥鼠患無窮。”豈止如此，中藥文獻因于理論演進、學派傳承、度量衡制度等因素，把握起來更為繁難。藥名、方義和劑量，誤在幾微之間，關乎性命，不得舛謬。此外，有的醫藥名詞，還有“一家一義”的特點。這也決定了，要弄通本草和方書的理論和應用，還必須有文獻學，特別是要有考據學的功夫不可。

本草考據學方法的創新和輯佚高質量的方藥典籍是尚公的兩大成就。傳統的考據學在清代樸學中已登極高峰，乾嘉學者的淵博和小學功力，似乎不可比肩，但是，新時代的學人自有超越前賢的優越之處，那就是新材料、新視野和新方法。殷墟甲骨卜辭發現以后，王國維乘時而起，提出了古史研究的“二重證據法”，以經史“紙上材料”和甲金文“地下材料”相結合，超越了以往的訓詁考釋。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完全貫徹了這種以地下資料補充和匡正文獻記載的文法論原則。這一文法經王氏首倡后在文史界產生了巨大的反響。陳寅恪先生就曾在《王靜安遺書·序》中揚挹闡述。之后饒宗頤、姜亮夫、衛聚賢、李玄伯、徐旭生等諸賢，又進一步將其與比較古文字學、人類學等相結合，把“二重”發展為“三重”，開拓了考據學的新格局。尚公的成就得益于他的治學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二重證據的基礎上，結合以現代植物分類及藥物學新知識，這是三重證據思想在中醫藥文獻領域的應用，可稱為“本草三重證據法”。這從他的《詩經藥物考辨》、《五十二病方藥物考辨》、《臟腑病因條辨》以及本書的內容中，均可見其思路和運用。

當年梁啟超先生在評價清代考據學時指出：“考出一個名物，釋出一個文字，等于現代天文學界發現一顆新星。”考據學要求惟精惟博，校書難，輯書尤難，巨大付出才可能有點滴所獲。清代王鳴盛提出，點校古書，主要是“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典制事實，詮解蒙滯，審核舛駁。”自劉向以后，校書成為學者博學宏通之事。清人標格的“校讎二塗”，即“一是求古，二是求是”，不僅要恢復古書原貌，還須做一些內容詮解工作。在尚公校勘的本草和方書，精用四種校法，辨誤糾謬已達數百條，改正訛字以千為計。以梁啟超發現新星比擬于他，實不為過。他向往顧炎武“采銅于山”的學風。欽佩當年阮元為改正《后漢書》中“不為”的“不”的衍字，親往鄭玄故鄉拜謁墓祠，在泥沙中尋得碑文而澄清的佳典。他認為考證藥名、劑量等，都應遵行這種作風。《藥性論》、《本草圖經》等書，經尚公的爬梳抉剔，析其疑滯，拾遺規過，達到條理貫穿，易于讀通。他可堪為原作者的功臣。

在尚公輯佚的諸書中，以《新修本草》最傳佳話。輯佚乃是艱苦之事，在北宋時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輯佚之學。歷代文獻不斷產生又不斷亡佚。宋代鄭樵說亡書可通過輯佚而復還的理由：“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近代余嘉錫也說：“東部藏書者書雖亡，而天下之書不必與之俱亡。”亡書或它的部分內容保存在類書、史書、總集、方志、金石、古書注解、雜纂雜鈔，以及其他書中。以述為作，最能保持章句的原貌。可以將諸書所征引的章句語句搜集起來，編排成書。甚至可以從類書總集中直得原書。北宋黃伯思從《意林》、《文選注》、《舞鶴賦》中輯出《相鶴經》，南宋王應麟“采掇諸書所引”，輯出《三家詩考》與《周易鄭康成注》。清代輯書彌向高潮，在修《四庫全書》時，僅從《永樂大典》中就輯佚古籍375種之多。在輯佚醫書方面，南宋王炎最早輯出《本草正經》即《神家本草經》，由此開輯佚醫書的先河。可惜輯而復佚。明清以后國內外《神農本草經》的輯本已有十幾種。目前行世的醫書中，如劉禹錫的《傳信方》、王袞的《博濟方》、嚴用和的《濟生方》、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等都是輯佚本。唐代蘇敬等22人奉詔編修的54卷《新修本草》全稱《唐新修本草》，又稱《唐本草》，成書于公元659年，是我國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藥典，比公元1618年成書的《倫敦藥典》早960年，成書70年后傳到日本，當時日本將其列為醫學生必修課本之一。此書在宋代以后失傳。1899年在敦煌288號石窟中發現二片手抄殘卷，現分別藏英國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巴黎圖書館。另外在日本仁和寺和聿修堂也收藏部分古抄卷子。在輯佚本方面，尚公輯佚之前有兩種，一是日本小島知足氏1849年的部分補輯本，另一家是我國清末李夢瑩的部分補輯本。上述殘卷和輯本合起來也不足以展與全書的顏貌。

尚公從1947年就開始了《新修本草》的輯校工作。《新修本草》在成書以后，其內容遞次被《開寶本草》、《嘉佑本草》、《本草綱目》等載引，因《開寶本草》、《嘉佑本草》也均亡佚，尚公即以《本草綱目》為底本進行輯佚。經十年的努力，到1958年完成初稿。也就是在行將完成之時，在辨章考鏡中領悟到，李時珍所引據的是從《證類本草》轉錄的資料，不盡是第一手資料，于是他斷然推倒重來。他接受了范行準先生的建議，以卷子本為輯佚底本，再次輯復，于1962年以油印本告峻。此期間曾撰寫有關本書的學術論文多篇。之后又加修改補充，終于在1984年由安徽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新修本草》的輯佚本。這一番改換底本三易其稿，前后歷時32年終觀厥成。六十年代，曾編撰《宋以前醫籍考》的日本岡西為人也在做這項工作，其輯注《新修本草》在1964年出版。當時，專家們將該書與尚公由蕪湖醫專出版的油印卷比較，均認為尚公輯本學術性強而更完整。尚公對六十年代的本子仍不滿足，又經二十余年的補正和精雕細刻而再版。

誠如尚公所言，《本草人生》是他窮其一生精力研究本草文獻的總結。但我們在本書中，透過學術還能看到他60多年在本草淵藪中尋步的徑跡和人品。他奮發編摩又困知勉行，有逆境中的從容，也有順境中的淡泊。他既傳本草又傳本心。治本草文獻在當世并非顯學，這累人的活計，要求指身為業者廣求眾籍、窮盡搜羅，有真積力久之功方能辨其名實、引據證驗。這是寂寞之道，多是獨耕垅畝、親力親為。尚公正是這樣荒江獨釣的野老，他不作鑿空之論，不搞學術拼盤，更不屑包裝。但是偏偏天賜機遇，使他不期然而然。他豐厚的著作讓藥學史的目錄又添新裁，他名高而身不知。閱讀他的著作，讓我輩“更覺良工用心苦”。如果說這部文集的編排還有什么要補充的話，我只想到兩點：一是輯復本與點校本的安排順序，是否可以考慮按書的年代排列。二是《本草經集注》、《雷公炮灸論》、《雷公藥對》和《新修草本》原著序文尚存，也希望能附在《輯復說明》之后，以供參閱。說也有趣：尚公的像貌也頗似瀕湖——睟然貌，癯然身。這難道是造化天成！尚公推重過程。但是就是在探寶的歷程中他自己也成為國之重寶。人生至此庶幾無憾矣。作為后學我能先睹尚公佳作，深感幸甚之至。尚公于2009年走完了他的本草人生的道路，時年9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