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專欄暫且「離題」，與讀者分享一些中醫學史的逸事──

國父孫中山先生是一位破除封建、推行文明科學的能手，再加上孫先生在香港大學接受西方醫學教育，在辛亥革命后，務求在中國實行現代化的西方醫學體系，正準備鏟除中醫中藥之際，剛巧國家的教育部長的公子患上腸熱病。

孩子病得水深火熱，西醫卻束手無策，作為父親的部長在危急的處境之下，心情非常矛盾，就對主診醫生及醫院院長要求說道：「到了這個時刻，如果西方醫學未能絕對有把握治好我的兒子，我只好另聘中醫為他診治。」眼見病情的轉壞，情況的確是危急，生命危在旦夕，醫院院長只好答應了部長的要求。

部長立即派人從南京走到上海訪尋名中醫來醫治自己的孩子，在努力之下訪查得到上海中國國醫學院的四大名醫：丁仲英醫師、丁濟萬醫師、朱鶴皋醫師及陳信齋醫師。部長立即禮聘四位名師為自己的兒子會診，四位醫師在商議後答應了，但是他們向部長開出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確保中醫在中國的存在。部長亦迅速答應了四位大醫師的大公無私的要求。

於是四大名醫全力以赴去醫治部長的兒子，結果藥到病除，逐漸把處於極壞的病情拯救過來，孩子走過了死亡的蔭谷，克服了腸熱，部長亦欣然。

在四大名醫努力之下的成果，就是保存中醫藥存在的價值，部長亦批準四大名醫繼續開辦上海中國國醫研究院及上海中國中醫研究院，傳授中醫藥的深淵學問。不久，戰爭爆發，四位中醫都到香港來，並在中醫老前輩譚寶均醫師開設的香港中國國醫學院任教，又在香港重建上海中國國醫研究院，當時家慈馬菁岐正有幸得到幾位名中醫在港的指導，獲益良多，因而得聞這一件中醫藥界的重要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