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有不傳之秘嗎？

閑暇偶讀，看到有的醫書中談到中醫治病的奧秘所在，有人說，“中醫的不傳之秘在于藥量”。不傳之秘果真在藥量嗎？我認為這個說法值得商榷。

我們知道，中醫治療疾病的關鍵之一在于辨證施治，要根據人體疾病的不同的表現，人體疾病發作的不同時間，人體的不同體質進行相應的調整。這樣才能起到良好的療效。在治療時，除了用藥合適以外，還需要根據疾病的具體情況給予相應的藥量。藥量的多少也對治療的效果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藥的量和種類的應用都得在疾病這個基本前提下才能進行應用。

如在傷寒論中，有些藥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決定一個方劑的名稱，這就是說如果方中的某一種藥的量增多或者減少的話，這個方劑的治療作用就會有所不同了。如在《傷寒論》中，以治療表虛癥為主的“桂枝湯”，如果將其中的芍藥量加倍，再加一味飴糖之后，就變成補虛止痛的“小建中湯”了。其主治也由“桂枝湯”的“頭痛，發汗，汗出，惡風”變成了“小建中湯”的“虛勞里急，悸，衄，夢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煩熱……”。可見量的變化，可以決定藥方的主治情況。在這里的藥量的變化應用，是根據疾病的不同的癥狀來辨證決定的。有什么樣的證候才能用什么樣的藥量，藥量不是一成不變的。而需要隨疾病的不同表現變化。

用量加大，一個大虛的人就得用足夠量的藥來補虛，一個大熱的人也得用寒涼的藥恰當才能祛除實熱，一個虛實寒熱錯雜的人還得根據其藥物性能的基本原則來應用。

藥量的應用也取決于每一個醫生的膽略。不能用一種簡單的機械模式來治病，也不能單靠書本上說的藥的量來衡量一個病人該用的量，因為每一個患者的具體情況是不同的。應該憑病人的體質及疾病情況，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該用多時用得少，那么將會杯水車薪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從而延誤病情；該用輕量時反而濫用藥物以示自己“醫術奇特”，這樣甚至會適得其反。因為藥物是有副作用，而使病人的身體承受到不應有負作用或者毒性。因此古代醫家說用藥如用兵，要根據疾病的情勢來應用，很多藥物，不能機械地依據某一種固定量，這也是中醫學辨證施治的一個具體體現。

用藥量多少的關鍵，在于如何掌握用藥的組方含義。如果對藥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處不掌握，那根本談不上懂得方義。如完帶湯是名醫傅青主治療婦女白帶過多的一則經典方。在該方中，用量就特別講究，白術、山藥各用一兩，白芍五錢，人參、車前子、蒼術各三錢，甘草一錢，陳皮、荊芥、柴胡則份量更輕，僅僅用到半錢左右。這種藥量的上差別是極大的。為什么呢？因為方義主要是想通過健脾利濕等以收到止帶之功效。而其方義中，以補為主，但是重補中有輕散，寄消于升。有動有靜，相反相成。此處的用量懸殊，正是達到這種作用的關鍵因素。

自古及今，醫林中有不少用藥獨特的實例，其藥量之大，之奇，遠遠超出常規。但這些奇特的用法仍然是根據病人的實際情況辨證后才使用的。如____寧波名醫范文甫先生以擅長使用猛藥峻劑著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醫之運用古方，如將之使用重兵，用藥得當其效立見。”他辨證準確，用藥果斷，如用越婢湯治風水，麻黃常用到18克，治小兒麻疹閉證竟一次用到了24克；用急救回陽湯時附子常用45克之多，讓人聽到都會感覺吃驚。熱性藥物的這種用量在寒冷的北方尚且讓人感覺藥量不輕，而范先生行醫的地方是江南熱帶地區，如此大劑應用麻黃、附子等熱性藥更屬非常少見之舉。

張錫純先生是民國時期的中西醫結合大家，他以善用石膏著稱，有“張石膏”之美譽。他認為石膏系陽明實熱之“圣藥”，遇實熱熾盛者，常常重用至四五兩或七八兩。頑癥亦往往因他用藥而豁然而愈。張錫純善用石膏是從小劑量開始的。他初次重用石膏是從7歲兒子開始的：第一次用30g熱稍退，加至60g熱又再退，再加至90g病遂全愈，一晝夜間共用石膏180g。

民國年間的名醫陸仲安先生則因為擅用黃芪著稱，并且用量很大，每至8～10兩，有“陸黃芪”之稱，曾為孫中山及汪精衛治過病。1920年11月，胡適患腎炎，在北京協和醫院久治不愈，判為“無法挽救，速備后事。”胡適在當時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并且主張反對中醫。病重無奈，胡適才請來陸仲安診治。陸診斷完畢以后說：“此事易耳，飲我此藥如不愈，惟我是問。”處方中黃芪用至300g，黨參用至180g，普通藥壺裝不下，只好用砂鍋來煎，由于劑量之大，“許多人看了，搖頭吐舌”（胡適語）。但胡適的病竟由此治愈，協和醫院的專家會診確認無疑。

有醫家善用黃芪則較陸氏有過之而無不及。河南南陽張翰，字駿聲，光緒甲午舉人，精通醫術，袁世凱的兄長袁清泉有病，聽到張的聲名急迎來診。開藥不過四五味，而有黃芪2斤。袁世凱之子袁寒云懷疑是寫錯了，持方詢問張氏。張舉筆改為32兩（老式計量單位是一斤等于十六兩），仍然是二斤，袁寒云私改為半斤。次日復診，張指出他們不信任自已而私改藥量，起身就要離開，寒云道歉之后請他重新開方。張說：“不用換方了，就按前方服三貼痊愈矣。”服藥完畢后，疾病果然也痊愈了。

晚清福建壽寧名醫郭彭年，在一次用藥中使用大量柴胡出人意料。光緒年間懸壺臺江，有一舉子溫冠春，因日夜苦讀而成鼻衄，有時出血能流一碗的量，時間很長才能停止，多方求醫治療能顯效。請郭先生診病后，先生給開一處方：柴胡250g，水煎當茶頻飲。有的醫生看了該方后吃驚地說：“柴胡性升發而動肝陰，怎能一下用半斤呢？”病人想反正別的方法都已經試過了，權服一劑再說。但是意想不到的效果產生了，服了這個藥方后鼻衄立刻止住了。

吳佩衡，原云南中醫學院院長，著名經方大家，擅用附子，有“吳附子”之稱。其用大劑附子治療垂危重癥多例，令人驚心動魄，他在治療一例小兒危癥時，根據病情，使用附子的量竟然達到400g，且晝夜連進2劑，加起來一晝夜的量居然到了800克之巨！但效果出人意料，使患者起到死回生。

當然，用藥獨特不是用來炫耀神奇，也不是一味蠻干，必須膽識兼備。分析上述醫案，用藥者都是學驗俱豐的醫學名家，他們在辨證準確的前提下，方能胸有成竹，有膽有識。范文甫先生說過：“臨證處方膽欲其大，而辨證審因，務須細心。”吳佩衡先生擅用大劑附子總結了辨識陰證的16字訣：身重惡寒，目瞑嗜臥，聲低息短，少氣懶言。善用石膏的張錫純先生說：“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試驗加多，以盡石膏之能力乎。”善用峻藥亦從親身嘗試得來，首先“驗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張翰先生善用黃芪，也是因為：“虛弱老病，非黃芪不能補，理甚易明，惟分量須有把握耳。”

所以認證準確，胸有定見，才能放膽投用峻藥，這就是在用藥過程中所說的“藝高才能膽大”。中醫用藥的所謂“不傳之秘”，并不是藥物本身決定的，而是由于如何根據疾病的特點及藥物的特性合理地辨證施治，藥量無論大小，都是以此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