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清末西方醫學進入中國，中西醫兩個醫學體系就共同存在于中國社會。人們普遍認識到中西醫學是兩個不同的醫學體系。本文試圖從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粗略地談談中西醫兩者差別。

研究對象

許多人認為中西醫的研究對象都是人，從廣義上講，中西醫的研究對象的確是人。但在學術上層次看，這樣的提法未免過于粗糙和籠統。如果我們把一個研究動物的學者和一個研究植物的學者都不分類，把他們共同說成研究生物的學者。這樣的提法對于生物學界圈內的人來說就太不準確了，因為兩者研究的是生物領域里的不同分支——即研究的對象有很大不同。如果混為一談，便忽略了各自的特征。

中西醫作為兩個不同的醫學體系，擁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對象。雖然廣義上研究的都是人體，但事實上，中西醫都沒有能夠研究完全意義上的人（包括自然屬性、社會屬性、思維屬性等各個方面）。雖然中醫在整體思維和方法論上有其優越性，但在分析還原層次上又有明顯不足。西醫則相反，重視分析還原而易忽略整體。因此，必須把中西醫學的研究對象更加具體化，方能使人更好地了解中醫學和西醫學。

辨證論治是中醫的最基本的觀念之一。辨證是論治的前提，而“證”或“證候”作為人體在整體層次上的機體反應狀態是中醫治療疾病過程中最需要把握的對象。證候是病人表現出來和醫生從病人身上得到的關于病人的生理病理狀態及其變化。中醫研究的證候中，一方面含有病人當時的病理狀態，另一方面則更強調證候發展過程中的動態變化。以哲學的觀點，它強調的是“物質的運動狀態”。

西醫真正的研究對象是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西醫只有找到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才能診斷是什么病，才能對癥下藥。如果確定不了病理因子或病理產物，西醫往往就變得束手無策。從2003年非典初期，西醫因為沒有分離出SARS冠狀病毒而盲目用藥，導致病人出現許多后遺癥，便可見一斑。一旦西醫確定了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它的治療目標就始終盯住了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較少再去考慮到人體本身。從本質上看，西醫的治療目標就是把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消滅或切除，一旦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去除了，就認為病治好了。這就不難理解為何這么多的西醫療法和西藥都有副作用，因為它研究時第一考慮的不是人本身，而是要消滅致病因子或去除病理產物，甚至對人體有所損害也在所不惜；其次才會考慮盡量減少這種損害，卻不象中醫在治療時始終要同時兼顧人體的邪正關系。所以西醫的研究對象是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從哲學觀點看，它研究的是“靜止的物質”。

正是因為中、西醫兩者的研究對象一個是運動的，一個是靜止的，所以西醫往往可以用同一種藥物來治療同種疾病的不同人，而不象中醫那樣常常需要根據證候的變化而更改方藥，因為西醫在人體身上的研究對象是始終如一的。一旦研究對象——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變了，那么西醫就只能診斷為另一種疾病，然后再對癥治療。

研究方法

中西醫學的研究方法也有天壤之別。研究中西醫學各自的發展歷史，2500年前兩者還都處于同一個經驗階段，為何在今天，兩者可以發展成為各自獨立的醫學體系？這其實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

在古代，東西方認識世界的方法其實就已經存在了巨大的差異。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中國早期哲學思想的代表是周易、道家等，他們都認為氣是世界的本原，氣運動化生陰陽，陰陽交感而化生萬物。如《鹖冠子·泰錄》：“天地成于元氣，萬物成于天地”；《論衡》：“元氣未分，渾沌為一”，“萬物之生，皆稟元氣”；《白虎通義·天地》：“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等等。在古時中國人的思維中，世間萬物都是由氣所化，萬物之間存在著生克制化等的相互聯系，這就是系統思維可以在古代中國發展的根源。

西醫也是起源于古代的經驗醫學，歷經了古希臘醫學發展，到中世紀沒落，再到文藝復興后飛速發展。但它的基本觀念依然沒有變，一直都是以古希臘時期的德謨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原子或元素論思想為主導，其基本觀念就是萬物都由最基本的“原子”或“元素”構成。在研究認識萬物時，首先都要把“物”解剖成各個部分，再從各個部分分析解剖，直到分離出“物”的最小單位“原子”或“元素”。他們認為將這個思維認識過程逆轉便得到“物”的本質，這在認識思維上就成了“分析—還原”的還原論思想。然而這種類似機械式拆裝的思維，或多或少地忽略了部分與部分之間的動態聯系。

中醫時刻注意到了各部分之間的聯系，因為中醫主要運用的是陰陽五行方法論。陰陽五行作為一種哲學方法并非中醫所獨有，它作為古代中國人獨創的處理事情的哲學思維方法，是古人發明的考慮問題的思維模式。陰陽模式就如同我們幼時常常把人分成好人與壞人兩類，但僅僅把人分成好、壞兩類明顯是不行的，所以古人又天才般將好再分好、壞，然后再分……，一直分到能比較客觀公正的去評價那人為止。這是從縱向看問題。從橫向來看，考慮事情僅考慮陰陽或好壞兩方面顯然是不夠的，所以古人又引入了五行，用五行代表一件事情的五個方面從而來簡化一件事情之間復雜關系。當然五行思維又并不完全局限與“五”，可以是“四行”，也可以是“六行”，或“七行”等等，它其實是為將事務簡化而建立的模型，其關鍵是如何選擇合適的模型來處理不同的情況。中醫里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二行”可以理解為陰陽，氣血津液可以簡化為“四行”等等。中醫學普遍采用五行大概是因為“五”是個比較復雜而不過于復雜的理想模型吧。中醫能夠從經驗中最終脫離出來成為科學理論就是借助了古人陰陽五行的哲學方法作為自己的研究方法。只不過由于歷史原因，現在只有中醫仍然還保留著這種哲學思維方式，并將其運用于實踐。

西醫的研究對象是致病因子或病理產物，所以它選擇了分析還原方法作為研究方法。還原方法是把自身的研究對象不斷地“解剖分析”。然后把“解剖分析”的結果整和在一起，便能得到關于研究對象的所有知識。這種還原方法也是近代以物理學、化學為主導的西方科學的主要研究方法。20世紀初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這種方法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因為人們在研究事物時發現：一個研究對象的整體往往是大于被解剖分析的各部分之和的。這使得以還原方法為主的現代科學不得不反思自己，并逐漸引入了系統思維方法。

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往往共同決定了學科的分類，正是因為中醫、西醫有各自獨特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才使得兩者成為不同的醫學理論體系。盡管隨著兩者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鑒，交叉領域逐漸增加，兩者的研究對象都有試圖擴大到“整體的人”的趨勢。但在目前的階段，把中、西醫學完全融合成一門新醫學的條件還遠遠沒有成熟，各種宣稱“中西醫結合學已經成功”的言論都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