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色西裝，白色襯衣，領帶，稍涼一點的天氣便添一件雞心領毛衣——多少年了，張建明的裝束始終不變。而在西裝內插袋里，時刻放著一支“三星”錄音筆，過去則是一個迷你錄音機。這種通常只有記者和偵探才會隨身攜帶的物件竟然出現在一個中醫的口袋里，似乎不得不令人對張建明產生更為濃厚的興趣。

“在我看來，最大的醫德就是八小時工作之內竭盡心力救治病人，工作之外依然竭盡心力思考和研究治病的方法，而主要不是體現在態度萬分和藹或者虛與應付上。”

隨身攜帶錄音筆的“殉道士”

“積之于平日，得之于俄頃”，張建明的這番話其實已暗示了錄音筆的由來。對于他而言，思索和體悟是不以明確的時間段來劃分的，治病的方略時刻在他腦際盤旋，而靈感的生發可能出現在任何瞬間———刷牙的時候，吃飯的時候，散步的時候，甚至是睡夢中。這時，錄音筆可以幫助他記錄下寶貴的靈感。

對于張建明的醫術，從各自的立場，人們或許有不同的評價；但他的勤奮和為中醫獻身的那種癡狂，則無疑是每個了解他的人的共識。在工作中累到暈倒的故事已經顯得陳舊，當然，這種個人的堅守和砥礪通常也不容易產生太多可供外人評頭論足的新鮮話題。殉道士總是那樣孤獨而決絕，用世俗的眼光來看，其精神世界和生活內容遠遠談不上豐富精彩。除了中醫，他還有什么呢？可有了中醫，他還要什么呢？

他的一位朋友曾經用“自虐”和“自戀”來形容他，他不嗔反喜，因為說準了。和裝束一樣，他的食譜———說食譜其實有些過頭———也是一成不變的：早上一根糖年糕，中午和晚上各半碗飯，菜也從不講究。他不知所謂的娛樂、休閑或者健身到底是些什么東西，他甚至記不清上次看電影是在幾歲的時候。他是一個真正與時間賽跑的人，對于人生的成敗輸贏，他有著自己固執的理解。

交談中說到醫生的醫德問題，他的理論又蹦出來了：“在我看來，最大的醫德就是八小時工作之內竭盡心力救治病人，工作之外依然竭盡心力思考和研究治病的方法，而主要不是體現在態度萬分和藹或者虛與應付上。”

他同時又是極端自戀的。“我常常禁不住贊嘆自己：才高而不自矜，極富思辨又不學究，膽略謹慎兼備，吃苦耐勞，恪守原則又性情浩蕩，真誠惡偽，胸懷中正而開放，我蠻全面的。除了不注意健康和脾氣急躁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不好。”

這些年，除了在治病方面追求更大的突破，張建明最牽掛的事就是希望能找到幾位滿意的學生，當然，這一過程是艱難的，因為以他的天資和個性，必然要求學生身上有自己的影子，至少是具有局部的共性。

上海中醫藥大學的在讀研究生阮蘭英如今已成了張建明的得意門生，說到拜師的經歷，師徒倆都頗多感慨。“剛開始小姑娘的父母堅決反對，希望她畢業后能在大醫院里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而這里畢竟是私人診所，覺得沒有保障。”張建明說。阮蘭英則不顧父母的阻攔，一心要跟著張建明學藝，最后感動了父母。“我感到自己骨子里有一份中醫的性情，而我想像中的古代中醫大家就是先生這個樣子的。所以我要來，沒有太多別的想法。”女孩的想法的確單純，她甚至從來沒有向張建明詢問過待遇之類的問題。從中，張建明看到了一份純粹的帶有傳統色彩的殉道精神，這在當下社會，猶顯可貴。

坐在張建明的對面，今年夏天就將獲得碩士學位的阮蘭英做著抄方的工作，她的同伴是自己同系的研究生師弟丁晟榮。張建明戲言他現在也是“博導”了，因為他的近十名門生中還包括著一位博士。他們的事業將從這間斗室展開，而他們堅信能在這里學到真正的、最好的中醫。

去年年底，曉蘇（化名）第一次來嘉定找張建明的時候，兩人有過這樣一番對話———“誰介紹你來的？”“圈子里介紹的。”“那怎么知道我可看這個病？”“他們說你什么病都看。”

曉蘇得的是艾滋病。“那天也是我第一次接觸艾滋病患者”，張建明回憶道，“他的左手無名指有一塊比赤豆略大的肉芽腫，其他癥狀主要是全身乏力。”第一帖藥下去，十天之后復診，張建明判斷腫塊縮小了大約四分之一，可曉蘇堅持說，“不止四分之一，應該有三分之一”。又接連服了五個月左右的藥，腫塊消失了，全身狀況也明顯改善，關鍵的CD4指標已經明顯升高。

說來也巧，曉蘇到來之際，恰逢張建明“動一動艾滋病”的想法萌生之時。最近幾年，張建明在探索“類病同治”法的過程中對各相關門類疾病的共性不斷產生新的理解，就拿由毒邪引起的那一類病來說，無論是乙肝，還是尖銳濕疣、人類乳頭狀瘤病毒（可致宮頸癌）以及生殖器皰疹，就中醫而言都是病性相同的。張建明大約經歷了三年時間，基本摸出了生殖系傳染病這一塊領域中的脈絡，而去年下半年，隨著這些病的進一步全面突破，張建明突然想到：既然艾滋病也是病毒，能否應用“類病同治”的理論而借用治療病毒類病的成熟處方呢？試試看。

給曉蘇開好第一張方子的時候，張建明說他雖然有一種好的直覺，但畢竟心里還是沒底。也許是天意要幫助張建明建立信心，就在曉蘇來了兩個星期之后，第二位艾滋病患者也找到了張建明。

這個病人主要表現為極度虛弱和胃口不好，每天必須長時間午睡，否則無法支撐。方子下去，病人復診時說第二天就不用午睡了。吃了張建明近三個月的藥，去醫院查CD4指標已經正常。不懂指標好壞的病人慌了神，張建明卻放了心———對于艾滋病來說，病毒量下降為好，CD4則是上升為好，通常高于500即屬正常。

現在，就等病人半年一查的病毒量指標的復查結果了。而就在本周四，剛剛經過復查的曉蘇傳來了令人振奮的喜訊：他的病毒量指標已從5個月前的18萬下降到了1.3萬。

就這樣，張建明為原本看起來不可能產生任何關聯的其他病毒類疾病和艾滋病搭建起了橋梁。盡管兩個病例的初步成功還不能說明太多問題，但張建明卻已敢放言對攻克艾滋病已有了必勝信念。也許，現在他需要做的，僅僅是等待。

而另一個值得一提的細節是，基于一種細致周到的人文關懷，張建明特地另外找了一個處所專門為艾滋病患者施診，他說他不愿意讓其他病人產生哪怕從科學角度來說是不必要的過度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