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曾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認為人們研究問題多戴上了顯微鏡，對望遠鏡的觀點，倒很少人注意。

自19世紀以來西學東漸，西醫進入中國規模迅速擴大，中醫的存亡與發展問題便備受爭議，直至現在還有學者將中醫列入“偽科學”，“取消”之語未了。而中醫藥業內人士無論是在臨床還是科研方面，亦仍是覺得困難重重，倍感困惑。究竟怎樣來看待中醫及其發展問題？借助于“大歷史觀”，放開眼光，打開思路，或許有助于我們將其認識清楚。

黃仁宇曾指出所謂“大歷史觀”，必須有國際性，要有四海為家的精神。顯然倘若我們只把目光局限在某時某地，而缺乏系統的對比研究，則往往容易得出片面的結論。比如有不少人認為中醫理論是獨具特色的，仿佛特別高人一等而獨冠全球。但如果我們放開眼光來考查這一問題，或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中醫有陰陽五行，希臘醫學有四元素理論；中醫有臟腑學說，藏醫則用龍、赤巴、培根解釋人體現象；中醫用四氣五味言說藥理藥性，蒙醫則有二基、八性、十六功、六味的用藥學說。甚至連被絕大部分人認為獨具特色的經絡學說，亦經學者考證認為人類醫學發展的萌芽階段都有類似channel或經脈一類的聯系通道的敘述，古埃及、古印度、甚至遠在南美洲的瑪雅文明都有類似經絡的溝通內外、行氣輸血的系統，而采用的療法也包括有針刺放血、推拿、熱灸、拔火罐和膏藥加熱貼敷等。所有這些都提示我們人類文明早期由于各地醫家所處的人文地理、社會歷史不同，從而使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人體周圍的環境和人體的生理、病理，這些早期的醫學理論體系是各地醫家用不同的方式對觀察到的現象和實踐經驗的言說。其他古代醫學理論在文明的發展變遷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而被廢棄淘汰，而中醫理論因為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不斷得到補充和完善，得以傳承至今并仍在有效指導臨床實踐。只有從這一點上來考察中醫理論才具有特殊性。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古代學術體系的特點？黃仁宇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的一段論述亦很值得我們深思：“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數學公式都須用在真人實事上，以一種象征性的指示當作實際的設施，注重視覺聽覺上的對稱均衡，不注重組織的具體聯系，這些都與傳統中國思想史有關。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術供應不及時的產物。……于是只有將原始片面的見解牽扯著籠罩著去推衍出來一個內中凡事都能相互關聯而有規律性的宇宙。”這段對王莽新政的評述不但適用于古代中國政治史，推而廣之及于古代醫學理論甚至整個古代中國文明史，亦從某一角度揭示了其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