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北京中醫藥大學

北宋歐陽修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秋聲賦》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全文言辭曉暢、聲情并茂。該賦作于仁宗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秋，歐陽修時年五十三歲，當時的他身居高位，中進士已29年，飽歷人世滄桑。他此時以“秋”為題，駢散結合，旁征博引，暢意抒懷，其中所體現出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尤值得中醫學家重視。

歐陽修由社會和自然兩個方面對“秋”展開論述：“夫秋，刑官也，于時為陰；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即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古代用天地、四時之名命官，如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這便是所謂“六官”；其中秋官司寇掌刑法，故秋天是古代刑官行刑的季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五行來分，秋屬金，應于西方。由于古來素有“沙場秋點兵”之說，所以秋又是戰爭的象征，一派悲涼肅殺之氣。夷則為十二律之一，為七月的音律。《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夷，是刪刈、殺戮之意，反映出萬物由繁榮到衰敗的自然規律。這與《黃帝內經·陰陽應象大論》所述“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在色為白，在音為商，在聲為哭，在變動為咳”同出一源。

可見，作者充分汲取了前人對秋季的認知與感悟，把“秋”與官令、陰陽、五行、音律等配屬起來，甚至用“傷”解釋“商”，用“戮”來詮釋“夷”，突出了秋季對萬物強大的摧殘力量，說明萬物盛衰的自然之理，從而表達出自己對于宇宙、社會與生命的哲學思考，進而迸發出“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之由衷感嘆，啟人深思，撼人肺腑。

文中又說：“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這段尤與中醫養生思想相契合，甚至可以說，它可能對金元時期醫學的創新思想有所影響——如劉河間關于“秋燥”之說，李東垣情志內傷所導致的熱中證，朱丹溪的“情志-相火”理論等。

特別是劉河間，作為金元“新學肇興”之先驅，他認為：燥氣兼具陰陽二性，雖當屬秋令，陰冷內斂而蕭然肅殺；然而卻又呈現火性，催葉落，干河床，焦內燥外，正如《易經》所云“燥萬物者，莫熯于火”；從而衍生出“燥化火熱”的結論。具體到人體，會出現諸澀枯涸、干勁皴揭的病理現象，表現為皮膚啟裂，手足如斧傷，甚則麻痹不仁等等，這無疑加速了物質自身的轉化過程，部分生命體也會因此而枯槁衰敗。這也即是歐氏所謂“渥然丹者為槁木，黟然黑者為星星”的含義。秋天楓葉變紅亦為“燥氣化火”的印證。因此，河間針對燥氣的特性，提出了“開通道路，養陰退陽，涼藥調之，慎勿服烏附之藥”的治療原則，切中肯綮，垂法后世。

由此我們不難體會到，中國的學問一脈相承，文史哲醫渾然一體，理論與實踐難以割裂。宋儒大家往往有豐富的醫藥學知識，像蘇軾、黃庭堅、朱熹等；而醫林之中亦不乏儒師風范者，如朱肱、郭雍、許叔微、朱丹溪等。尤其是宋代理學的“五子二先生”對醫學產生直接影響，恰如丹溪嫡承朱熹正傳，而明代的張景岳遠紹邵雍之學等；還有周敦頤的一篇《愛蓮說》，以植物曉喻人性；張橫渠的“人但物中之一物”體現出宇宙生態觀。當然，還有沈括關于秋石的提煉，寇宗奭的本草學成就等，均是我們今天應當好好繼承與發掘的。

應當看到的是，我國宋代的科學技術水平居世界之先，四大發明并同中醫、中藥的全面發展與國際交往在當時可圈可點、獨一無二，體現出一種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完美融合的境界。在這樣一個廣袤的歷史背景下，再讀歐陽文忠的名篇，如飲甘醇，余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