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漢書·方技傳》中記載，東漢時期有位名醫姓郭名玉，乃四川廣漢人氏。郭玉的老師叫程高，亦精通醫學，尤擅針術。程高的老師是一位隱姓埋名的民間醫生，由于其家境貧寒，故游歷各地行醫，還經常釣魚于涪水之上，因號涪翁。涪翁特別精于針灸，遇有疾痛患者，便隨時扎針施灸，無不應手而愈。后來，他就撰著《針經》、《診脈法》兩書，在世上流傳。程高花了多年時間，到處尋訪名師，終于訪到了涪翁。幾經周折，涪翁才將全部醫術傳授給他。程高學成之后亦隱居不仕，安心在民間行醫，后來也獲得了很高的醫學成就。郭玉年輕時便跟從程高習醫，尤得涪、程二人之針灸秘訣。

東漢和帝時，郭玉任太醫丞，切脈診病，言之甚驗；施針灼艾，療效極高。和帝深感其技之神，便決定親自考核他一下。于是挑選了寵愛的侍臣中與宮女手腕差不多的一人和一名宮女，雜坐于一個帷幕中，各伸出一只左手和右手，喬裝成一個人，讓郭玉診脈，并詢問患的是什么病。郭玉按脈以后十分詫異，覺得非一人之脈象，便直言相告：“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和帝聽后贊嘆不已，認為郭玉的醫術的確是名不虛傳。

郭玉不僅在宮廷療病，而且也不辭辛苦為勞苦大眾治療，《后漢書》上說其拯救大眾，不分貴賤，不問貧富，一視同仁，“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故深受百姓的愛戴。但郭玉在治病中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他凡是治療貧苦老百姓的疾病，無不隨治隨好，應手而瘥。可是當他醫治達官貴人時，情況卻大不相同了，療效不很理想，甚至“時或不愈”。有一次，和帝叫一個權貴病人穿上破舊衣服，和仆役們雜在一起，然后請郭玉針治，郭玉只給針了一次，那個病人的病就治好了。和帝便問郭玉，為什么同樣是治病，你給貧苦人施治效果很好，而給富貴人療疾效果卻相差很遠呢?郭玉答道：“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于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和帝認為他回答得很正確。

那么郭玉這段話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訴我們：醫生給人治病必須有充分發揮他聰明才智的條件，才能做到診斷正確，治療適當；施針灼艾，運用自如。人的肌膚腠理十分精微，調整氣血的方法也非常巧妙，針刺艾灸，關鍵在于手法，失之毫厘，謬以千里，毫芒之間，一不經心，就會發生差錯。施針時必須凝神用意，手腦并用，其中的奧妙是很難用語言來形容的。為什么給權貴治病效果總是不大好呢?因為那些達官貴人養尊處優，不時的盛氣臨人，他們頤指氣使已成了習慣，醫生懷著惶恐懼悚的心理給他們看病，治療起來顧慮重重，就會產生四大難處。哪四大難處呢?他們只相信自己而不相信醫生，認為在治病方面自己也要比醫生高明，一意孤行而不遵醫囑，此為其一；飲食起居沒有規律，膏粱厚味，不曉調理，此乃第二；身體羸弱，經不起充分和足夠的治法，這是第三；四體不勤，好逸惡勞，從來不鍛煉身體，氣血瘀滯，經脈不通，這是第四。加之針刺深淺有分寸，志意調節有奧旨，施針時機有忌宜，這些都是醫生匠心獨運的。如果醫生懷著畏懾恐懼的心理，小心謹慎有余，充分施治不足，思考問題拘束，治療意志動搖，信念不足，施治不力，又怎么能對付復雜的疾病呢?這就是對達官貴人之病療效不太好的根本原因。郭玉的這番話寓意深刻，十分耐人尋味，至今讀來也有一定的哲學內涵，對于病人求醫和醫生的診療均有借鑒作用，很值得醫生和病人們深思。郭玉的“四難”與扁鵲的“六不治”以及《內經》中“拘于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于針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必無功矣”之論一樣，對后世均有重要的教育和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