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世紀以前，在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方面，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更由于當時傳染病不斷流行，據《后漢書》記載，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37-50年)之間，曾有7次大疫，靈帝建寧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間，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進了醫學家們對疾病防治的認識，在從事醫療實踐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著作，其中最具價值的要推醫學家張仲景的著作--《傷寒雜病論》。

張仲景生平的歷史考證

張仲景，名機，南陽(相當現在河南省西南部一帶)人，漢靈帝時(公元168一189年)，考中了舉人，做過長沙太守。至于張仲景曾否做過長沙太守的事，是有爭論的，有的學者肯定，有的學者否定，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證據可查。但是確有不少文字記載，說是張仲景在“漢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

東漢末年天下亂離、兵戈擾攘，張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拋棄仕途，開始發憤鉆研醫學，拜同鄉張伯祖為老師，當時的人都說，張仲景的學識經驗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他的老師，因此寫成《傷寒雜病論》這部杰出著作，決不是偶然的事。

張仲景的著作，不僅是《傷寒雜病論》一部書，還有《療婦人方》、《五臟論》、《口齒論》等，可惜只有《傷寒雜病論》流傳下來，內容包括“傷寒”和“雜病”兩大部分。由于當時局勢混亂，《傷寒雜病論》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紀時，經過晉代醫學家王叔和的整理，把傷寒和雜病劃分開來加以編排。到了北宋時代又經過醫官孫奇、林億等人的校正，成為今天我們可以讀到的《傷寒論》和《金匿要略》兩部書。

《傷寒雜病論》確立了辨證論治的原則

在我國醫學上，醫生問病情的時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癥狀，比如頭疼、發熱、伯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還要按一下病人的脈搏，這一系列的癥狀稱做為癥候群，綜合在一起的癥候群，中醫就稱它為“證”。通過對“證”的仔細辨別，就可以討論治療，然后處方用藥。這樣的全過程，叫做“辨證論治”。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自己寫的序言里說道：“……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說明他是在繼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論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更有新的發展，才寫成《傷寒雜病論》的。

東漢末年期間，社會上巫術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場，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脅著病人的生命健康，張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寫著“……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公元196年)以來，猶末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來眾方……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傈，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借其命，若是輕生”。張仲景如此大聲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確的觀點寫成《傷寒雜病論》，決不是偶然的事情。

張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證論治的基本原則，可以歸結為“八綱辨證”和“六經論治”。

八綱辨證是書中貫徹辨證論治的具體原則。所謂八綱--陰、陽、表、里、寒、熱、虛、實，是通過運用四診--望、聞、問、切來分析和檢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質而歸納出來的。在辨證時還聯系病人體質以及致病因素的強弱。

六經論治是從《黃帝內經·素問》中的六經理論引出，而通過張仲景的運用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所謂六經，就是三陽經(太陽經、陽明經、少陽經)和三陰經(太陰經、少陰經、厥陰經)。

張仲景把疾病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癥狀，根據病人體質的強弱，引起病理生理的變化現象，以及病勢進退緩急等變化，加以綜合、分析，用三陽經、三陰經的名詞，歸納成為六個證候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