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古城——會稽（今紹興市），為古越之都城。此地《禹貢》稱其隸楊州之域，少康封其庶子無馀“于越”以奉禹祀，始以“越”稱；秦并天下，改為會稽郡。唐以后，則稱越州。宋紹興初，高宗南渡，扈蹕龍山，命升州為府，而冠以年號，此“紹興府”之所由來。

紹興，城外有禹王陵、蘭亭、東湖、鑒湖、會稽山、越王陵寢等，均為風景如畫的歷史遺址，堪稱“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而城內更有龍山越王臺、沈園、青藤書屋、三味書屋、魯迅紀念館、和暢堂等，又都存豐富的人文史實，真是“人杰地靈”，確系“文物之邦”。這里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扎實。從夏禹治水、越王復國、王羲之以文會友、陸游遺恨、徐渭寄跡、魯迅讀書、秋瑾革命等等，無不蘊蓄了紹興厚實的文化內涵。

醫學與文化相依連，歷代載錄的紹興名醫有王充、裴宗元、陳師文、徐用誠、張景岳、趙晴初、高學山、章虛谷、俞根初、何秀山、何廉臣、傅賴園、胡寶書、楊質安、曹炳章、裘吉生等約150余位，他們或主“養生”、或究“醫經”、或尚“臨床”、或專“溫補”，尤其以治“傷寒”學及實踐者，從實際出發創立獨樹一幟的“紹派傷寒”，為熱病、感證的論治豐富了內容。

“紹派傷寒”的確立，首先要推崇的醫家應是俞根初。俞根初，名肇源，因其排行第三，故人們稱之曰“俞三先生”。系山陰（今紹興）人，清代乾隆——嘉慶間著名醫家（生于公元1734年，卒于公元1799年，享年66歲），其先世祖俞日新公，早在明朝洪武間即有醫名，傳至根初則已十代余。俞氏幼承庭訓，因其生性穎悟，加之謙遜好學，故弱冠即通《內》《難》，而于“傷寒”一門，則更顯功夫。他首先研讀仲景之書，繼則考究方中行、陶節庵、張景岳、吳又可諸家之說，并參合臨床，融會貫通，乃深得其中要領，故凡論病議證，恒多卓識，行醫40余年，屢起沉疴、力挽危夷。畢生因忙于診務，故無暇著述，僅就其臨證心得，記錄、編撰成冊（手稿3卷），名之曰《通俗傷寒論》，邑中習醫者爭相傳抄，后經同邑名醫何秀山氏整理、評按，并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7年）付梓。嗣后，何廉臣再予勘訂，陸續刊載于《紹興醫藥月刊》（公元1928年），因廉臣于公元1929年謝世，全書未竟；越3年，由曹炳章補苴續成，并由上海六也堂書局正式出版。

俞氏之《通俗傷寒論》所述，系有鑒于紹興臨江濱海，所處地卑，氣偏乎溫、濕，加之人們善飲，故凡居其地感邪而為病者，見證自然與中原（黃河流域）地區之感證迥異，亦當與吳中所發之溫病、瘟疫有別。書中明確提出“浙紹卑濕，凡傷寒恒多挾濕”，夫濕為陰邪，可從寒化，當“于辛溫中佐以淡滲者，防其停濕也；湖南高燥，凡傷寒者最易化燥，仲景于辛溫中佐以甘潤者，防其化燥也。辛溫發汗雖同，而佐使之法則異。”于是，結合臨床之經驗積累，創訂了不少清靈穩當的效方，諸如玳瑁郁金湯、羚羊鉤藤湯等均是。全書共載錄101方，堪稱“方方切用，法法靈通”。是書頗多灼見，無愧乎是一部診治熱病、感癥的專門著作，即使對后世之治學，亦多啟發。故近賢張山雷氏稱本書為“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老醫宿學，得之而擴充見聞，即后生小子，又何往而不一覽了然，心領神悟。”

“紹派傷寒”，底定于俞根初。首見于俞氏所著《通俗傷寒論?序言》中明確提出：“吾紹傷寒有專科，名曰‘紹派’。”并稱“其學說源于仲景、介賓，以擅治熱病，辨證重濕，施治主化，立法穩健多變之特色，著稱于杏林。其與吳門之溫病學派雖同治熱病，但其辨證綱領及論治內容卻迥然不同，而又與一般仲景學派相異，自成一體。”

考自東漢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后，評注、闡述者甚眾，然大多以經釋經、因古述古，終未能脫離卻桎梏。逮明代張景岳（介賓）《傷寒典》問世，其詮釋傷寒，強調了“今時皆合病、并病”，主張古方與新方隨宜而施，用古法當“通變”之。故徐榮齋老嘗云；“紹興述傷寒而能法古宜今，并足以繼仲景而昭來茲者，當推會稽張景岳”。張氏立論，大膽創新，為“紹派傷寒”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基于紹興的地理、氣候、民風習俗等多種因素，人們感時邪而發病者，當有溫、暑、濕、寒諸異。然而，紹興醫家統稱之曰“傷寒”，但又分別按臨床見證冠名曰“漏底傷寒”“夾脹傷寒”“夾痛傷寒”“大傷寒”“小傷寒”“脫腳傷寒”“暑濕傷寒”“濕溫傷寒”等等，這也正是紹興醫家“通俗”之處。俞氏《通俗傷寒論》詳盡論述，故“紹派傷寒”實由此而底定也。繼俞氏之后，有任洬波、何秀山、章虛谷、何廉臣、胡寶書、傅賴園、曹炳章、裘吉生等名家，分別從理論到臨床，加以擴充，使“紹派傷寒”漸臻完善。“紹派傷寒”，以其通俗易懂、切實可法，且有不少臨床醫家，其治病之療效卓著，而為當地民眾所認可。從有關醫著、遺案及醫療軼事研究，“紹派”也確有其特色存在。